【新作热评】王泉 | 论《云中记》中的阿巴形象及其意义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一辑）

（本文作者：王泉）

     《云中记》是阿来历时十年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它以藏族祭师阿巴的视 角审视了地震后云中村的状况，展现了藏族民间的神灵崇拜，寄寓了作家的悲悯情怀。这部小说主要通过主人公阿巴寻找云中村的罹难者及与幸存者对话，连接起云中村的历史与现实，在平淡的叙述中凸显人物心理活动，以一个小村的日常生活表现了创伤记忆。阿巴形象具有典型性，是共同民族记忆的审美载体。

一、阿巴形象的文化内涵

        文学书写创伤记忆，不是简单地复述灾难发生的过程，而是通过感人的故事去抚慰受伤的心灵，呼唤人道主义的情怀。21世纪以来，涌现出一批书写创伤记忆的优秀作品。李瑾、陶野、何先鸿的报告文学《惊天动地》书写了汶 川大地震，表现大灾后的大爱，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揭示了贪腐现象。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以被害人与施暴者的双重视角，全景式地深入历史，给人强烈的震撼与悲剧感。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以女性受难者的视角审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阿来的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书写地震之后幸存者的生活状况，没有采取宏大视角，而是从一个藏族村庄的日常生活体现藏民的精神面貌。这样的书写看似平淡，却能够让读者透过藏民生活的侧面看到他们巨大的心灵创伤和心理波动的 。

        阿来在早期的小说中塑造过一个藏族民间英雄阿古顿巴形象，表面上看，阿古顿巴是一个流浪汉，但其劫富济贫的善举却打动了无数底层民众的心。阿来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尘埃落定》中塑造了“傻子”二少爷的形象，揭示了其“傻”的外表下的智慧，道出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生哲理。在新世纪的《格萨尔王》中，阿来以新历史主义的手法重新塑造了格萨尔王的形象，激活了其人性的一面，还原了格萨尔王作为普通人的七情六欲。阿来塑造这些人物形象多以民间传说或历史为基础，进行了大胆的想象，突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云中记》则另辟蹊径，通过塑造祭师阿巴形象，激活了地震造成的创伤记忆，凸显强烈的家园意识。

        阿巴的爷爷和父亲都是祭师，铺垫了他的成长之路。阿巴从曾经的电线工到祭师的转变，缘于作为祭师的父亲的口耳相传。地震前，他耳濡目染并受到启发，感觉到祭师在藏区存在的必要性。地震之后，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祭师和县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藏民眼中，万物有灵，人要顺应自然之道，才能获得自由。祭师负责祭祀山神和为死者超度灵魂，在藏区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每一个有理智的人，对于形形色色的外在事物，都会有各种怀疑、质问和所谓的思索，这就是精神对外界事物获得认识和信仰的神秘活动。信仰从所有这些活动中产生，就像树从埋在地下的根长出地面一样。” 作为祭师，阿巴有自己的信仰，他以足够的虔诚感应大自然，回应大自然，是一个敬畏自然的人。他上山遇到鹿，会举起双手，生怕打扰了它们。云中村的每一种植物他都铭记在心，希望这些植物都是逝者灵魂转化成的生命。这是藏族的灵魂转世观的显现：“每个人都逃不掉死亡的命运，但藏族人并不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而只是六道轮回的一个暂停处，或灵魂转世的一个过程。”因此，他们特别注重死的仪式，希望通过各种仪式来实现死者的愿望，使得其灵魂早日升入天堂。

 

        在村民看来，阿巴是一个半路出家的祭师，通不了灵，神也不会买他的账。他虽然孤独，却没有任何抱怨。他祭拜山神，一边吟诵着传说中的云中村祖先的故事，一边感悟着云中村的历史，思考着如何为地震之后的村民减轻痛苦。传说中的山神来自西部高山，赶走了森林里的原住民——矮脚人，成为云中村村民敬仰的英雄。阿巴诵读着英雄的事迹，帮助遇难者传达了愿望，完成了人神对话。人类无法预测地震的发生，祭师所做的也只能通过仪式，在冥冥之中与祖先实现精神对话，把苦难化解。

       物是人非，但自然的美景总能唤起人类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在去地震之后的云中村的途中，阿巴听到野画眉鸟的鸣叫，想到昔日鸟王为云中村的山神引路的传说。小说写了阿巴与野画眉鸟的对话，突出了他对古老家园的依恋。

       云中村整体搬迁，这些鸟依然停留在原地。依然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悠长鸣叫。只是没有人再听它们做的天气预报了。或许，草需要，树需要，在草树之间出没的动物需要。阿巴变得爱一个人说话了。他听到了野画眉清丽的叫声，就回答说：知道了，知道了。天气好，天气好。这么回应鸟鸣的时候，阿巴有想要落泪的感觉。心头一热，就有泪水盈满了眼眶。他想此时泪珠里一定也映照出一个世界。天空，山野，还有他频频回望的幽深的峡谷。一滴泪水落下去，这个世界就消失。又一颗泪水溢出眼眶，这个世界又出现。他想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培训班上那个佛教蝴嘛背诵的《金刚经》里的话：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这显然是一种“物候测法”，即在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形成的根据不同鸟的鸣叫判 断天气好坏的方法。祭师阿巴在野画眉鸟的鸣叫中感到了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一种对云中村村民的不舍之情。而《金刚经》里的话道出的则是万物自生自灭之理。一场大地震夺去了云中村许多人的生命，但自然界的动植物依旧那么活跃，没有被不测的命运湮没。相比之下，人类显得更为脆弱。面对一片废墟，阿巴的理想在野画眉鸟的呼唤中萌发了。他执意要寻找死者的魂魄，为其祈祷。这是祭师眼里的世界，人神对话转换为人与自然界生命的对话。

        对于植物，阿巴也是耳熟能详。他似乎是一个博物学者，他和云丹仔细辨别了被鹿吃过的植物，发现并不是蔓菁，而是罂粟。阿巴由此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悲剧。地震之后，自然界的各种植物从头开始，寻找着生存的空间，云中村人却被迫离开 了故土，从此远离他们熟悉的大地。这是一种漂泊之苦，是对创伤记忆的延续。一旦人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生活固然可以重新开始，但心理上却始终萦绕着一种归乡的情结。落叶归根，对于中国人而言，故土意味着血缘亲情，意味着千年传统的世代相传。

       地震的可怕在于其余震，不间断的余震会造成断裂带，威胁山体稳固。地质队进村后发现了新的险情，劝阿巴不要留在云中村。但他并没有听，新任乡长也没能阻止他。他要寻找逝者的鬼魂，为其超度。尽管在如今这显得有些荒唐，但这是一个祭师的职责和使命。他住在废墟旁，守望了一段时间，并没有碰到传说中的鬼魂。作家书写他的这种行为，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要表现创伤的恢复过程之漫长。

        “所有苦难的神秘原因是死亡，这也是生命的先决条件，所以死亡的确是无边的。如果承认生命的存在，就必须承认死亡的存在。但在我们肯定这个先决条件时，必然会对受难者表示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受难者事实上是一个人的另一个自我。”可见，自然界的生命是在生与死的辩证中形成的，没有死亡，就不会有新的生命诞生。藏族人的灵魂转世观念同样呈现出生命的神秘性。阿巴的信仰告诉他，失去亲人的不幸遭遇告诉他：新的生命随时可见，温馨的记忆却难以恢复。在小说中，阿巴首先是一个受难者，代表了其族群共同的命运。作为一个祭师，他更懂得生命的意义，所以，他不能因为地质滑坡的危险而放弃对逝者灵魂的守望。其次，阿巴是一个拯救者，他肩负着抚慰云中村死难者灵魂的重任。他在试图拯救云中村时，发现了自己的孤独。一方面，他没有找到鬼魂，无法完成祭师的使命，这是一种可悲；另一方面，侥幸活下来的云中村人都搬迁到了新的移民村，这也是一种漂泊，因为移民村的相对安稳无法消除村民对原住地的依恋。可见，个体的孤独与族群的痛苦紧密联系在一起，源于古老家园的失去。

       作家阿来把阿巴塑造成了一个固守自己信仰的人，他的固执是对其祖辈血脉的传承，也是对藏族文化传统的坚守。走完云中村的每一户人家后，阿巴与当地喇嘛有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喇嘛说：要不是为了等你醒来，我早就死了。孩子，为了等你醒来，我多活了好几年了。云中村的事，我得交代给你了。不是村长管的事，不是乡政府县政府管的事，是我们两个的事情，喇嘛故意压低了声音，是鬼神的事！

        阿巴说：为什么要等我？

        你是祭师的儿子嘛。

        喇嘛您也有儿子啊！

        喇嘛说：我儿子不相信鬼神了，而且，我儿子怕鬼。

        不相信鬼神还怕什么鬼？

        不相信的人才害怕，相信了就不会害怕。

        这是两个有共同信仰的人之间的对话，说明传承文化传统的必要性，也凸显了合适的传承人的稀缺，这是地震的后遗症。云中村本来人烟稀少，由于一些人的遇难，村民所剩无几。当他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敬畏天地与鬼神就显得尤为迫切。这是千百年来藏族世代相传的习俗，尽管政府会采取物质上的救灾措施，但精神上的抚慰离不开传统的方式。阿来书写喇嘛的困惑，进一步表明了藏文化传统的式微。

        阿巴按照喇嘛的嘱托，在石雕下面、水电站所在地和磐石下面投喂食物，以安抚逝者。喇嘛去世后，他就变得更加孤独，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继续守在云中村，坚守祭师的职责。后来他并没有找到逝者的鬼魂，他感到了失落，最后他和云中村一起彻底消失了。这是一个灾后重建的故事，但作家阿来没有写群体的行为，而是透过阿巴的视角，通过仁钦与央金姑娘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云中村人的坚强与人世间的温情。

         其实，阿巴在人神对话中还发现了自我——他自己的过去以及不被他人理解的经历，折射出祭师的宿命。这是时代的症候，也说明作家对主人公命运的同情。

 

        灾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缺失和对优良传统的遗忘。阿来以阿巴形象书写创伤记忆中的人神对话，突出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关系。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无法避免受到地震的威胁。同时，家园重建不能只靠简单的物质援助，藏族传统文化是藏民的精神支柱，必须加以保护，所以要培养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特殊的自然 地理环境孕育了藏文化，离开其发源地，藏民的人际圈会发生变化，一些传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不同族群的长期接触会产生相互影响，可能打破一个族群原有的传统。

        同时，随着交通的改善，藏区许多地方变成了旅游区。不同民族游客的到来增加了藏民的收入，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问题。小说写到外地游客与藏民的小冲突，不仅反映 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还表明了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要提高藏民的文化素质，以应对不同族群交流的需要。

        一般而言，族群具有相当强的稳固性，但不同族群的交流显得越来越频繁，导致了族群之间文化交融的客观存在。阿来直面了这一现实，既看到了藏文化传统的重要，又察觉到它与现代文化碰撞的必然性。《云中记》在地震后的创伤修复中书写这种现实，凸显藏族文化传统的魅力及其面临的困惑。

        总而言之，是地震后的云中村选择了阿巴，他顺应了现实的需求，完成了祭祀山神的仪式，寻找过传说中的鬼魂，在人神对话中实现着自我价值与藏民的精神追求。他的遗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遗憾，而且反映了藏文化传统的时代境遇。同时，这也是作家阿来的民族身份认同的自觉体现。阿来是地震的亲历者，2008年的那一场地震可谓刻骨铭心。当他决定以文学的方式来书写创伤记忆时，他选择了在时间的慢慢沉淀中寻找灵感，以糅合生活之流与情感之流。他的小说创作始终围绕着藏区的生活，用他那闪烁着 人性温暖之笔书写藏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让人痛彻地感到了生活是一场场充满了冒险的搏击。阿巴由发电员转为一名祭师，是为了传承喇嘛的使命，传递人间的温情。作为私生子的仁钦被免去乡长后，与央金姑娘相爱，让人感到了生活中的温暖。迫于滑坡的危险，云中村整体搬迁。从个体的命运变迁到集体的移民，昔日的云中村成为历史的镜像。在这个废墟般的镜像世界里，阿巴留下了虔诚而伤感的背影。因此，阿巴形象是藏 文化的符号，他的身体里流淌着藏民族倔强的血液，他对大自然的敬畏、对遇难者的责任担当，凸显了藏民向善的本性。

二、阿巴形象的意义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不是自娱自乐的工具，因为文学承载着作家与他所属族群的使命，有生命力的文学往往成为民族志文本。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到莫言的《蛙》无不留下了作家对民族的沧桑巨变思考的痕迹。阿巴是《云中记》的主人公，也是叙述人，作家以他的经历记录藏民族的创伤记忆，使小说呈现出民族志的色彩。云中村古老的传说诉说着英雄的诞生，而地震之后祭师阿巴所进行的为逝者超度的仪式则连接起人与神的空间，为云中村人带来了一曲安魂曲。这部小说之所以感人，首先在于阿来借祭 师阿巴的行为呈现了藏民族的风俗民情，彰显民族性的追求。

         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作家韩少功就提出了寻找文学的“根”的倡议，一批寻根小说应运而生，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拓展了叙事空间。扎西达娃可谓将民族性追求表现得入木三分，他以西藏的魔幻书写，写藏族社会的历史变迁，写出了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藏民的人生传奇。紧接着，阿来的《尘埃落定》横空出世，书写土司部落的兴衰与人性的演变，是当代藏族文学的一座艺术高峰。《云中记》以地震发生后的云中村为背景，展现了祭师阿巴为逝者灵魂超度的行为及其心理流变，将个体与群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描绘了一个藏族村庄的日常生活图景。在阿巴的身上，那种忠于职守与义无反顾的精神正是藏民族个性的显现。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阿来塑造的阿巴形象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也体现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从藏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以生活中的涓涓细流呈现不同文化碰撞中的人性演变，营造诗意的叙事氛围。

        阿来在谈及史诗演唱传统时指出：“民间讲述者获得故事的途径虽然荒诞不经，但他们的‘信’以及从‘信’中所获得的力量，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道理非常简单， 一部作品要以情动人，要有感染力，并不全部来自作品本身，也与作品背后那个讲述者息息相关作家把阿巴当作一个讲述者，当阿巴以受难者的身份去唤醒死难者的灵魂时，便构建出一个开放的情感空间。

         小说《云中记》聚焦这一空间，透过人神对话、藏民之间以及藏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对话，呈现一个村庄的演变，从而观照藏民族 文化传统的命运。这对文学创作不无启迪。由于文学靠形象传达思想，吸引读者，因此，民间话语的运用显得非常必要。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民间的口传文学到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文学史证明，一切有生命力的文学都离不开民间文化的沃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姚雪垠的《李自成》、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 都是在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化滋养下产生的佳作。阿来出生于阿坝藏区，他是在藏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经过30多年的辛勤耕耘，他为中国当代文学奉献了一批民族特色鲜明的艺术精品。《云中记》的问世，无疑把民族志的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全球化时代，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时有发生，阿来表现的是藏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所受到的冲击，凸显了智者之思。

         其次，阿巴形象的成功塑造寄寓了作家的悲悯情怀，彰显了创伤修复中人道主义的魅力。佛家主张“大慈大悲”和“同体大悲”，“能够将自然界中的一切众生视为一己之体来关怀，能够对其他生命的痛苦感同身受，继而衍生出对众生的同情与慈爱，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众生”。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族人关怀众生，更是同情死难者。地震作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在给云中村人造成巨大伤亡的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心灵的阴影。阿来以佛家的情怀表现祭师阿巴的道义担当，让云中村的逝者得以安息，让生者在新生活中找到了归宿，突出了求真、求变的审美境界。正如阿来自己所言：“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我只有这个强烈的心愿。让我歌颂生命，甚至死亡!”他让阿巴穿行在生者与死者之间， 咏叹生命，谱写了一曲人性的挽歌。阿巴在回忆死者的往事时，也在深刻地内省，形成了一种人性的对照。这是一个智者的反省，通过回忆往事，寻找云中村的过去，也咀嚼人生的况味。人生是一个不断建构与被建构的历程，一个人入校学习和进入社会的过程，既包含了自我的努力，也不乏他人及各种社交环境的影响，所以，人生的跌岩起伏中更多是被建构的历史。阿巴咀嚼云中村的历史，其人生也在苦难中得到了升华。

        文学之美，美在道义，这是“文学之为人学”的内核。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 滋润读者心灵的经典作品无不充满了道义美，这是因为这一类作品贴近生活、弘扬积极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能够引导人们步入审美的境界。《云中记》通过阿巴与不同人的接触，包括他与云中村村民、喇嘛以及前来救援的地质学博士的交往，突出了他普度众生的执着情怀。小说同时借仁钦与央金突破世俗偏见而相爱的故事，冲淡了地震之悲，小 说的结尾写了他们的结婚之喜，洋溢着些许的欢乐氛围，这正是该小说化悲为喜的点睛之笔。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其传统，藏族当代文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藏地作家群。阿来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继承了藏族民间口传文学的传统，他善于以悲怆的叙事呈现文本之美与英雄的崇高，反映了藏族人的审美需求。他对于人性的深入刻画，则折射出时代变迁中人心的波动。《尘埃落定》书写藏族土司部落的历史，《格萨尔王》表现英雄的传奇，《空山》借机村的历史表现人性的演变，这些无不体现了阿来的叙事策略。但他没有停留在原有的叙事风格上，相比之前的小说，《云中记》突出的对话特征使得这部小说呈现出开放性，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民族融合等话题为读者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韩少功、霍达、扎西达娃、阿来为代表一批作家以敏锐的洞察力书写人性，探寻民族文化之根，打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局面。但21世纪以来，文学的市场化推动了文学的娱乐化，一些作品在众声喧哗之中消解了悲悯情怀，崇高似乎成为娱乐的一种点缀，这并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书写创伤记忆，以民间话语表现悲悯情怀，是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之要求，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云中记》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它以主人公阿巴的独特形象，填补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空白。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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